金玉至尊珠宝是真的吗(皇后和皇太后是否可以穿龙袍)

金玉至尊珠宝是真的吗，皇后和皇太后是否可以穿龙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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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历史上，清朝的皇后和皇太后是可以穿龙袍的，只不过颜色不同，以青色和凤纹为主。

是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自认“德兼三皇，功盖五帝”，于是便将二者结合，作为自己的称号，自称“始皇帝”。所谓皇帝，在古时候寓意为天地之主，从那以后，“皇帝”便成为了封建社会历朝历代的最高统治者称号。

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掌控天下生死，所以用的一切物品都是很专属特殊的，也有专门的命名，很多都和“龙”有关。比如身上穿的朝服，叫龙袍，乘坐的马车叫龙辇，戴的头冠叫龙冠，坐的椅子叫龙椅等等，这些都绣有或者雕刻有龙的图案。

也就是说，在古代封建社会，龙，就代表天子，只有皇帝才可以用有龙形图案的物品。发展到后来，一些皇亲贵族等也可以用，但如果其他人用了，那就是谋逆之罪。

清朝时期的龙袍制作十分严谨，对制作工艺、装饰图案以及对于衣服的色彩都要求的十分严格。

而且在清朝，龙袍并不只是皇帝专属，一些地位尊贵的皇亲贵族，比方说太后以及皇太后在重大典礼上也都会穿龙袍。根据史籍《大清会典》上面记载，清朝皇室对龙袍的理解并不指的是皇帝所穿的衣服，而是重大典礼上的吉服。

这些重大典礼包括冬至、元旦等重大节日、以及祭祀和朝觐群臣。跟龙袍同属于吉服的清朝服饰便是蟒袍，不同级别的爵位，需要穿着不同级别的蟒袍。像最高级别的五爪蟒，是只有亲王、皇子、郡王才能穿的。

蟒袍与龙袍最大的差别在于蟒袍的颜色是石青色，没有十二掌纹，爪子少了一个，这是为了更好的区分。一般人不了解皇家礼服的常识，便会将蟒袍与龙袍相混淆。

皇太极在没有带着清军入关的时候，便开始穿黄色的龙袍。这一方面是对明朝的挑衅，同时也是沿袭着隋朝黄色龙袍的传统。

但是清朝的龙袍与以往几个朝代的龙袍有一些不同，由于清朝是满族人所建立，他们对于草原有一种深厚的感情，因此龙袍上会绣有一些箭袖毛皮等，这些都是满族服饰典型的特点。龙袍作为一种吉服，皇后以及皇太后等人都可以穿，但是皇帝所穿着的龙袍必须是以明黄色为主的。明黄色作为一种特殊色彩，这类颜色的服饰，其他人是万万不能穿的。皇帝后宫中的贵妃嫔妃等人，她们虽然也可以穿纹有龙样式的衣服，但是嫔妃只能穿青色的，而且大多还是以凤纹为主。

长孙皇后为李世民选美？

长孙皇后在中国历史上享有千古第一贤后的美誉。长孙皇后又叫文德皇后，因长孙氏称长孙皇后。小字观音婢，十三岁嫁李世民，后面册封为秦王妃。玄武门之变之后拜太子妃。李世民即位13天即册封为皇后。

长孙氏不仅贤淑，还有勇有谋。长孙氏不干涉朝政但会及时劝谏。长孙皇后深知后宫不得干涉朝政，一直坚持不干预朝政，但她十分关心国家大事，关心老百姓的疾苦。只要得知李世民某件事处理得欠妥时，长孙氏就会及时劝谏。

比如魏徵是历史上有名的谏臣，能够得到李世民由衷的尊重是经历一番曲折过程的。李世民对不留情面敢于劝谏的魏徵又爱又怕。长孙氏说：只有在明君的统治下，才能有大臣敢于这么直谏；如果是一个昏君，哪一个大臣不怕被杀头株连九族呢？有魏徵这样的大臣，不正是皇上你的福分吗？李世民过后冷静一想，皇后说得是！从此从心里更看重魏徵了。

兢兢业业地管理好后宫。被册封为皇后之后，长孙氏不是高高在上颐指气使，不是用心思谋取自身利益和巩固自己的地位，而是想方设法保持整个后宫的和谐。长孙皇后从不“专宠”，反而让皇上有机会多去亲近其他的嫔妃。长孙氏对嫔妃和宫女的态度和蔼。如果她们生病或遇到了啥难事，长孙氏就会带着礼品去慰问或帮助去解决。所以，后宫上上下下都十分拥戴长孙皇后。

长孙皇后后面年纪大了，主动帮唐太宗李世民选美，为丈夫四处寻访佳人。几经辗转，绝代佳人终于被找到，她就是隋通事舍人郑仁基的女儿。这个郑氏可谓是一个绝色女子， “容色绝姝，当时莫及”《贞观政要》记载道。

长孙皇后审查合格后，立即向太宗建议纳郑氏入宫。唐太宗一听又有了新人， 对于皇后的这个提议，非常高兴，立马点头同意了，并欢欢喜喜地发下了册封郑氏为宫中女官的诏书，召她入宫。

然而却百密一疏——长孙皇后都没想到，那郑氏自幼就已经许配了人家！皇后不知底细，宰相魏征却立刻打听明白了。他听说郑氏已经许配了陆爽，虽然暂时没有完婚，但是已经收了人家的聘礼了，按古代的礼制，收了聘礼，就是有夫之妇了。

皇上选妃虽然是自己的私生活，但皇帝既然是天下人的皇帝，那么他的一举一动无不牵扯到天下。如果李世民要强行接纳郑氏，那谁也阻拦不住。不过按照当时的礼制，就是夺人臣之妻，这显然不是有德行的皇帝该干的事。

魏征立即赶着去见李世民，义正辞严地给李世民直谏，要求他顾及声名，将郑氏送归她的丈夫陆爽。李世民得知竟有这样的事，非常吃惊，迫不得已，连忙召回颁册的使者。

然而以房玄龄为首的众臣，眼看太宗那怅然若失的样子，于是他们出头了。大家都认为是魏征有意搅了皇帝的美事，怪他闲事管得太宽了，纷纷提出：颁诏册嫔乃是大事，怎能因为魏征的几句话就中途废止？

那个唐太宗情敌，读书人陆爽知道了也吓得不轻，赶紧上书皇帝说：“陆某家父在世之时，确实与郑家有所交往，可婚姻之事纯属子虚乌有，都是外人乱传。”

其实李世民内心早已动摇，只是出于大局的考虑，在魏征的逼迫下不得已才忍痛割爱的。

有了陆家的“证明”，众臣就更起劲了，赶紧将陆家的奏章拿给魏征看，纷纷要求李世民重新礼聘郑氏入宫。魏征看后笑道：“陆家只不过是害怕重蹈太上皇情敌辛处俭的前车之鉴而已。”

魏征说的是太上皇李渊当年干的一件糗事。李渊有一名妃嫔，曾经是太子舍人辛处俭的妻子，李渊夺其妻后又因爱生恨，越看辛处俭越不爽，最后干脆将他降级外调做了县令。倒霉的辛处俭一生都活得胆战心惊，唯恐丢了性命。

李世民听完魏征的这话，可谓是一语道破天机。很坚决地取消了这个婚礼，并且公开下诏承认自己的错误。可见唐太宗还是很明智的选择大局。

历史上中国最好的开国皇帝是谁呢？

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有时候说的清楚，有时候又说不清楚。如果以一个单纯的人来分析，可能会更简单一点。但如果是一个皇帝，也许文臣认为是恶，武将却认为是善，士大夫觉得善，却是平民的恶。

中国从祖龙始皇帝开始，历两千多年，有四百多帝，其中大一统皇朝的开国皇帝为秦始皇嬴政，西汉太祖刘邦，东汉光武帝刘秀，西晋武帝司马炎，隋文帝杨坚，唐高祖李渊，北宋太祖赵匡胤，元世祖忽必烈，明太祖朱元璋，清太宗皇太极（但奠基人是努尔哈赤，入住中原则是顺治）。还有新朝的王莽，武周的武则天不知道该不该算。

至于地方割据势力的皇帝就更多了，仅仅列举一些比较主要的有三国魏高祖曹丕，季汉烈祖刘备，孙吴太祖孙权，东晋中宗司马睿，刘宋高祖刘裕，萧梁高祖萧衍，北魏太祖拓跋珪，北齐文宣帝高洋，后梁太祖朱温，后唐太祖李克用，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南宋高宗赵构，西夏景宗李元昊，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等等。

以上，包括其他所有的皇帝中，有两位在世界上的各大历史人物排名中，必定会出现，一个就是秦始皇，另一个是隋文帝杨坚。

秦始皇统一六国，书同文，车同轨，使得此后两千多年，无论多少次分裂，中国最终总会再次大一统。当然也有不少人诟病秦始皇的暴政，焚书坑儒。但最终来说，秦始皇依然是功大于过。

综合来说，我认为中国诸开国皇帝中，最“好”的恐怕应该是隋文帝杨坚了。

史载杨坚出身弘农杨氏，也就是与三国中的杨修同族，是汉太尉杨震的十四世孙。不过据近现代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考证，杨坚实际很可能仅仅出生于山东寒门。

其生活的年代，离永嘉之乱已过两百余年，北方由北周和北齐两大政权统治。北齐高氏虽是汉人，却是依靠异族力量进行统治，因此举国全面胡化，汉人地位反而低下。相反，初期较弱的北周，为了和强大的北齐对抗，重用汉人，反而逐渐汉化。

但是，即使如此，汉人在北方地位依然极低，甚至都要取鲜卑姓名， 如杨坚的鲜卑姓名便是普六茹那罗延。

杨坚的父亲杨忠是西魏府兵十二大将军之一，后来的北周柱国大将军。依靠这个关系，杨坚逐渐取得较高的地位和声望，并最终将长女杨丽华嫁给北周武帝太子为太子妃。

武帝时期，杨坚亲自率军大破北齐，后又随武帝亲征平齐，成为柱国。在武帝死后，太子宇文赟继位为周宣帝，杨丽华为皇后，杨坚因此成为柱国大将军、大司马，逐渐掌握北周军政。

两年后，沉溺酒色，不问朝政的周宣帝驾崩， 御正下大夫刘昉、内史上大夫郑译伪造诏书，使杨坚辅佐朝政。

掌握朝政之后的杨坚，命名将韦孝宽打败了北周重臣名将尉迟迥，彻底消灭了北周藩王和鲜卑贵族的反对势力，并拉拢其他部分鲜卑贵族的支持。

此后，杨坚大力提高汉人的地位，恢复汉文化，使得汉族重新获得了北方的统治地位，同时杨坚也废除了汉人的鲜卑名字，自己恢复为汉名杨坚。可以说，在历史上杨坚才是真正的拯救了北方汉人，汉文化。

581年，杨坚接受北周静帝禅让称帝，定国号“隋”，年号开皇。开皇九年，杨坚灭南朝陈，天下重新归于一统。

在杨坚统治期间，重新统一了因为战乱分裂而混乱的度量衡，禁用古钱和杂钱，铸五铢钱统一了混乱的币制。

杨坚还罢盐、酒专卖及入市税，并且前后多次减税，减轻了百姓负担，鼓励了商业的发展。

在全国推广均田制，将无主荒地按人口无偿分配给无田的流民，但所有制归国有，在耕种一定年限或者死亡后收回。

在全国各地设立粮仓，其中存放的粮食甚至在隋文帝死后33年都还没有用完。

推行输籍法，全面调查全国人口，查获没有户籍的百姓达165万余口，其中丁壮44.3万人，并重新定户等上下，以重新确定应该缴纳的税额。

另外杨坚还废除了“上品无寒士”的九品中正制，改为五省六曹制，后改称五省六部制，这个制度此后一直被历朝历代沿用。

并且还正式设立分科考试制度，以取代九品中正制，从此选官不再问门第。这项制度经过逐渐发展完善，最终成为历史上著名的“科举制度”。

修订《开皇律》，化繁为简，废除了大量的酷刑，只保留“笞、杖、徒、流、死”五等，死刑只分为绞、斩二等，废除了过去的枭首、车裂等酷刑，创设“十恶”大罪等。《开皇律》影响了后世各代的律法，很多内容一直到清朝依然被保留。

在民族政策上，隋文帝并非一味的排斥异族，也非纵容异族。面对突厥的进犯，予以坚决的回击，最终导致了突厥的分裂，东突厥启民可汗内附，隋文帝也被称为“圣人莫缘可汗”。而对于那些臣服的异族，隋文帝一视同仁，全部友好包容的对待。

因此在隋文帝统治期间，中国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到隋炀帝初期，全国人口增长了将近一倍。

而在私人生活方面，隋文帝亲自倡行节俭，饮食以素食为主，不用金玉奢华的器物，另外隋文帝还是历史上著名的惧内皇帝。

说完“好”皇帝，在来说说“恶”皇帝。实际上，我本人最厌恶的开国皇帝是西晋开国皇帝司马炎。西晋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开国之初，便处处透露出亡国气象的大一统王朝，这个司马炎本人的穷奢极欲有关。

西晋主要继承至曹魏，而曹魏的基础其实在曹操时期就已经打下，司马氏时期又经过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三代的经营，司马昭又灭蜀汉，到司马炎时期仅仅剩下了偏安一隅的孙吴。

可以说司马炎是历代开国皇帝中最容易的，如果说早期的司马炎还算勤奋，灭吴之后完全是荒废朝政，荒淫无度。在灭吴之后，将吴国后宫尽数收纳，使得自己后宫多达万人，每天到哪个嫔妃那睡觉都是个难题。因此，他命人做了一个羊车，每天坐在上面慢悠悠的晃荡，让羊车随便跑，最后在哪个嫔妃处停下，就住在哪。如此的行为自然引领了西晋的风气，使得朝野小人当权，斗富之风盛行，最终导致了八王、永嘉之乱。

不过司马炎也只是荒淫，如果用“恶”来说，我认为有两个开国皇帝，才是当之无愧的恶。

一个是后梁的开国皇帝朱温。朱温是黄巢军出身，在发现农民军后期的困境时，认为黄巢军必定失败，于是投降唐军，被赐名为“全忠”。

但是这个全忠一点也不忠，朱温在降唐后，转过身来成为剿灭昔日同袍的急先锋，并以此迅速壮大自己的势力，最后挟持唐昭宗成为自己的傀儡。

在面对李克用、李茂贞等复兴唐室的联军面前，朱温名人杀死唐昭宗，扶立年仅十三岁的李柷为帝。次年又杀死唐昭宗的其他九子，并肆无忌惮的屠杀忠于唐室的朝臣。

在消除了朝中的反对势力后，朱温于接受禅让称帝，建国号“大梁”，并在次年杀害李祝。

朱温其人暴虐好杀，贪酒好色，早期有妻子张惠还可以劝止他，但张惠在朱温篡唐前一年病逝，失去管束后其更是变本加厉。

朱温的儿子们在外作战时，其经常将儿媳们招入宫私通，光明正大的给自己的儿子带绿帽子。而奇葩的是，他的众儿子们也不以为耻，反而主动献出自己的妻子，博取欢心。还有一次，朱温在暂居大臣张全义家时，竟然将其妻女全部奸污，气的张全义的儿子拿到想要手刃朱温，被张全义苦苦劝止。

当然，朱温最后也没有好下场，被自己的儿子朱友珪所杀。

而另一个皇帝则是西夏的开国皇帝李元昊，其和朱温极其相似，同样是依靠军事才能立国，性格也是同样的暴虐好杀，贪酒好色，也同样的给自己的儿子戴绿帽，而相比朱温，其更“恶”的在于曾亲手用毒酒毒死自己的亲生母亲卫慕氏，并尽诛其族人。

最后，李元昊也是和朱温一样，被自己的儿子宁令哥刺杀，割掉鼻子，流血过多，痛极一夜而死。

秦始皇的遗体保存完好吗？

有网友发帖说：“司马迁在《史记》写道，‘上辒车臭，乃诏从官令车载一石鲍魚，以乱其臭。’这说明秦始皇的遗体已经腐烂了。”其实，这里所说之“臭”并非秦始皇遗体之腐臭。 前文已经介绍了秦汉时期尸体的防腐技术，应该说，是毋庸置疑的。有的学者还说，辛追的尸体，既不同于干尸，又不同于冰尸，是一种湿润的尸体，在长沙马王堆这样一个温热带地区，经过了２０００多年，竟然像刚死去几个月的一样，确实是个奇迹。辛追的关节能够活动，肌肉具有弹性，这是现代防腐技术也难以企及的保存程度。 辛追都能保存两千多年而不腐，秦王朝至尊者始皇帝更能动用全国当时所能提供的一切防腐技术来保护遗体，使其不会腐烂发臭。 同时，还可以从秦始皇身边的高官思想、始皇帝的“遗嘱”，以及当年的墓葬制度三个方面来作进一步推论： 其一，从秦王朝高官的思想来看，不会让始皇帝遗体腐败发臭。春秋战国以来至秦汉一直盛行厚葬之风，其表现为“事死如生，死亡如存，仁智备也”（《中庸》），“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也就是说，死与生同等重要，慎重处理并办好丧事是孝的体现。在此问题上，李斯的老师荀子讲最为明白：“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亡如存，终始一也。”他又说：“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终。……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无知也，是奸人之道，而倍逆之心也。”（《荀子·礼论》）也就是说，“礼”道理在于讲究养生送死。既然生死同等重要，那么“厚其生而薄其死”的做法就是一种对于死去的亲长和君王的背逆，真正的忠、孝，无论其在世之时，如何地忠孝，如果不能体面隆重办好丧事，那就不算善始善终，更不算忠孝。这些保护遗体的厚葬观念必然影响秦人，特别是深受老师荀子思想影响的李斯，必然会奉行荀子 “棺椁必重”的主張。荀子曾不厌其烦地重复古之礼制：“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多重”的意义就在于对遗体的保护。老师如此强调，难道学生李斯会充耳不闻吗？在此厚葬思想下，难道会眼巴巴看着秦始皇遗体腐烂发臭吗？ 其二，从始皇帝的遗嘱来看，不允许让始皇帝自己的遗体腐烂发臭。秦始皇“恶言死”，群臣在他面前“莫敢言死事”，待到病重之时，给公子扶苏玺书：“與丧会咸阳而葬。” 这七个字，表明秦始皇是极为注重自己的丧事，即“视死如生”，这里显然有保护遗体的含义。这是秦始皇弥留之际所留下的唯一遗嘱，要扶苏速回咸阳办理他的丧事，遗嘱中的“葬”，显然是“厚葬”，而不是“薄葬”。此“厚葬”，就是要保护好遗体，身边的赵高、李斯等人当然是明白的。还有一个日日夜夜、年年岁岁实施的“一号工程”——骊山墓，其实，也可视为始皇帝不成文的“遗嘱”，即死后葬于骊山。此墓筑了三十八年，营建时间所以那么长久，其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固若金汤”，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始皇帝的遗体。从筑墓史实推测，尸体防腐技术也是早有预设和充分准备的。当始皇病重至病逝，高官们的心态是恐惧的。司马迁在《史记》说了他们忧心忡忡的心态，当时“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乃祕之，不发丧”。保护好遗体，应是防“变”的有力措施。也就是把遗体完好地运到咸阳，以免被诸公子或天下人抓住把柄。所以，他们一面尽管忧心忡忡，但没有由此而乱了手脚，他们明白此时此刻是不允许有任何闪失的，一则不发丧，二则要让遗体保护完好。所以在不断地采用措施，加强防范，以便得以永远保存始皇帝的遗体。 其三，从当时的墓葬制度看，也完全有可能不让始皇帝遗体腐烂发臭。古代贵族讲求棺椁的制造，要求采用具有芳香防虫功效的樟、松、柏、桐等材质。古人认为“金玉生寒”，以金玉殓葬可使遗体不坏，《汉书?杨王孙传》中有“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郁为枯腊”的说法，于是出现了“玉衣”、“玉棺”。徐州狮子山楚王刘戊墓的漆棺镶有菱形、三角等图案的玉板，是至今能见到的玉棺遗迹；西汉贵族还盛行玉衣殓葬，天子用“金缕玉衣”，诸侯士大夫依次用“银缕玉衣”、“铜缕玉衣”。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的丧葬制度很重视深埋，深埋可以基本上甚至完全避免大气空间不利的物理、化学、生物等因素对棺椁、殉葬品、尸体的影响。而且在椁围填充与保护棺椁、随葬品、尸体直接有关的木炭及草药。《吕氏春秋》也记载了这一事实：“家弥富，葬弥厚，……题凑之室，棺椁数袭。积石积炭，以环其外。”文献记载如此，古今发掘启示亦如此。从中可以看出这些椁外填充物对保存棺椁及维持棺内恒温、恒湿等有着明显的作用。 综上所述，当时即使处在忙于篡位的紧張状况中，秦始皇身边的人也不会放弃对始皇帝遗体的保护，更不会让秦始皇遗体腐烂发臭。 有的文章这样写道：五十岁的秦始皇死在了沙丘野外，丞相李斯秘不发丧，怕的是天下大乱，尸首就放在皇上坐的凉车里。这凉车尽管是冬暖夏凉，可那时相当酷暑，离京城两千里路的路程，昼夜兼程，也遏制不住始皇帝的身体腐烂的自然规律，车过处，自然弥漫起阵阵腐败臭气。这却是令人狐疑的气味。于是，丞相等人急令采购来一石鲍鱼，混淆其味。 这种说法至少有三处与事实有出入： 其一，秦始皇不是死于沙丘野外，而是沙丘平台。此平台为行宫。唐代張守节在《正义》有按：“始皇崩在沙丘之宫。” 离长安两千余里，为帝王之行宫。其设备不错。那种以“沙丘”为荒郊野外的望文生义说法，是不合事实的。 其二，并非将秦始皇的尸首直接放在辒涼车里。司马迁在《史记》里的用词是非常严谨的，他明白指出：“棺载辒涼车中。”这里特別提到“棺”，即秦始皇遗体经防腐处理后才放进具有防腐作用的棺材里，再搬上辒涼车。 其三，《史记·秦始皇本纪》只是说“上辒车臭”，没有讲始皇帝的遗体腐烂发臭，更没有说弥漫起阵阵腐败臭气。说“弥漫起阵阵腐败臭气”，是文学笔法。 关于“臭”，《史记·秦始皇本纪》是这样记载的：“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棺载辒涼车中，……抵九原。会暑，上辒车臭，乃诏从官令车载一石鲍魚，以乱其臭。” 这一段记载中，司马迁没有说秦始皇遗体腐烂所发生的臭味，只是说辒涼车臭，这里究竟为何臭！根据前文所言，只是说“会暑”。由此产生一种说法，估计封闭起来，五六个人又上上下下，所造成的空气污秽。这种可能并不能排斥。 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棺中防腐剂，经路途的颠簸有所泄漏而散发出的一种异味。对此，可以从马王堆尸体防腐的措施进行推论。 辛追尸体的关节能够活动，肌肉具有弹性，这是现代防腐药水也难以获得的保存程度。科学家的目光一直聚集在浸泡尸体的液体里，早在棺木打开之初，人们就发现尸体浸泡在散发异味的茶色液体中。尽管许多的疑点也困扰着科学家们。但是，经过多年研究，科学家认为，棺材中的液体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尸体的腐败，是尸体千年不腐的重要原因。认为 ，辛追被保存于福尔马林、酒精等化学药水里，这些药水在医学上被称为固定剂，有着消毒、灭菌的作用，合理的配制可以使蛋白质失去活性，从而达到防腐的目的。 也就是说，马王堆辛追尸体被保存于福尔马林、酒精等药水里，这些药水在医学上被称为固定剂，有着消毒、灭菌的作用，合理的配制可以使蛋白质失去活性，从而达到防腐的目的。 这些防腐剂或香或臭都是一种异味。这种异味确实是刺激难闻的。司马迁用“棺载”两字，说明秦始皇的遗体进了棺材之后才上辒涼车的，这里自然让人推测，进棺材之前，已经作了洁身处理，并作防腐处理之后再进了棺材，此防腐剂也许是福尔马林之类的防腐剂，经路途的颠簸有所泄漏而散发出的一种刺激臭味。所以说，此臭味，并非遗体腐烂之臭味，而是防腐剂的异味。正是为了掩盖或是冲淡防腐剂之异味，要来了一石“鲍魚”，是“秘不发丧”之一策。（郭志坤 原题：“臭”为防腐剂之异味）